9月8日，张国焘突然致电陈昌浩和徐向前，要他们立刻带着所有右路军的部队南下。来电由张国煮单独署名，这就是要改变中央三令五申的北上方针，并且要胁持中央一起南下，令人感到空气里已经弥漫着浓重的火药味!

这天下午，我正好到三军团的医院里去探视病中的周恩来和王稼祥同志，在回驻地的路上，碰到毛主席、张闻天和博古3人。他们下马来，毛主席简要地向我交代，说张国焘不安好心，要右路军南下。我们决定单独北上，你快回去找叶剑英和罗迈;走时把总政治部的千部带出来。他叮嘱道:你要小心又小心一点啊!那时，中央机关住在班佑，三军团在巴西，相隔都不远。我回到潘州，第一个看到的是前敌参谋长叶剑英，他是最先收阅张国焘来电的，据他说，内容是速令右路军南下。叶剑英发觉张国焘起了歹心，趁陈昌浩正在作报告的机会，把电报先送给毛主席。那个电文不长，大约有一二百字的样子。毛主席把它抄在一张包香烟的纸上，让叶赶紧将原电送给陈昌浩和徐向前。为了避免红军内部酿成严重事件，并保障中央的安全，中央断然决定单独北上。剑英同志对我说，中央机关、政府机关的行动已由罗迈布置，办法是以部队全部出动为南下筹粮去割青棵麦子为名，朝三军团方向走。约定的时间是9日凌晨两点分头行动，关于张国焘有没有那份背着中央指挥右路军南下的电报，也就是常讲的“密电”问题，我想讲几句我当时知道的情况。首先应当说明，军用的电报都是以专用的密码拍发的，而且不止一套密码，还有不同的密级，也可以说都叫密电。我虽然没有见到那份原电，但最早收阅电报的叶剑英当时亲口告诉过我，毛主席和周恩来多次讲到这件事，后来我又问过当年收抄这份电报的吕黎平，对有这样一份电报是没有疑问的。原电毛主席看过后，要叶剑英立刻送给陈昌浩他们，以后没有再找到。但中央北上后给张国焘等的电报中仍可找到证明:9月12日，中央给张国焘等的电报中第一句话便是“陈谈右路军南下电令”;14日，又电:张国焘“不得中央的同意，私自把部队向对于红军极端危险的方向〔阿坝及大小金川)调走”。可见，电文内容是很清楚的。

现在，把话讲回到剑英同志和我约定9日凌晨行动的事上来。这天晚上，月色很好，我按时悄悄起来，什么东西都不拿，徒步走向离村两华里的水磨房，在月光下同叶剑英和罗迈会合，知道各部门“打粮”的队伍都已经顺利地出来了。当时，我们都没有带警卫员和马匹，连行李都不背，只有剑英同志提了个小箱子，里面装的是打胡宗南部队时缴到的一幅甘肃省的军用地图原来，那天吃完晚饭后，他在作战科那儿看着没有人，就问随从的参谋吕黎平:有甘肃和映西的地图没有?吕黎平说:只有一份完全的甘肃地图，是刚缴来的，剩下的都不完全。叶剑英说把甘肃的留下，其他的都包上。吕黎平把放甘肃地图的那只箱子给了他。临走时，他就把那只箱子提了就走。我们走了七八里地时，忽然身后传来一片马蹄声，有十几名骑兵冲过来。我们闪在路边避开了。后来才知道，这是张国焘下令追赶我们的。幸亏我们没有带警卫员和马匹，不像是首长的活动，没有被骑兵注意。天色微明时，我们走进一个藏民的寨子，只见晨曦中毛主席、周恩来同志和彭总都等在一个打麦场上。见了我们，毛主席高兴地说:“你们出来了，好得很，我们正为你们担心哩!”说着，我们就往三军团的前哨阵地走去。

经过红军大学时，陈昌浩派出的追兵到了，红军大学教育长李特也接到通知带着学员来截我们。红军大学校长是刘伯承，因为他随朱老总到左路军去了，职务由李特代理。李也是留苏的他来势汹汹，问我们为什么“开小差”，这时在场的军事顾问李德见李特佩带着手枪走近毛主席，二话没说，双手抱住李特，把他拖到几十米外。李德身高二米，也带着武器，李特不是他的对手。遵义会议时，李德根本不肯认错，此时却挺身而出捍卫毛主席，这一点还是好的!

毛主席镇定自若，面对五六十个不明真相的人说:大家安静一下，让我给你们说几句话。他说:你们的张总政委要南下，到成都坝子去吃大米，我们要北上。你们要不愿跟着我们走的，可以回去。我告诉你们，四川坝子敌人有重兵，你们冲不出去;我们现在向北走，给你们开路，我估计不出一年，你们也会跟着我们北上。我这里有《北上告同志书》，你们每人拿一份，回去告诉张总政委，道理就在这土面。这样气氛缓和下来了，我们就告别而去。我们走出10华里，翻过一个山包，上大路就是四方面军的驻地。那是一定要经过的，没有别的路可走。那里有个崖口，只见山头上站着四方面军的哨兵，我们从沟里走。当时，我们就怕真正打起来。如果双方一开枪，就打烂了，但谁都没有动手。后来知道，是徐向前同志发了话: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!在剑拔弩张的时刻，这句话是十分重要的!

脱离险境时，我就饿了一天，什么东西也没有吃。以后，我们在三军团置备了一套行装和马匹，往前走，身边一无所有，走到哪个部队，就吃到哪里。北上时，因为有军用地图，我们走的是小路，比较便捷。这时，毛主席称赞叶剑英同志说:“诸葛一生唯谨慎，吕端大事不糊涂。”指的是在关键时刻，剑英同志把张国焘的南下电令报告了毛主席，同时，又把甘肃的军用地图带了出来，不然闹个措手不及或者要出甘肃、陕西又没有军用地图，中央将陷人困境。毛主席还风趣地对我说:“尚昆，你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!”事情是这样的:那一天，总政治部的宣传队正要到前敌政治部去报到，队长刘志坚和李伯钊一起来看我，问我有什么事交待。这时，我们已经决定在当晚行动。如果我把事情透露给他们，就怕泄漏了机密;如果让他们临时改变出发日期，又怕引起陈昌浩他们怀疑。万一他们得知中央的意图，把中央扣起来，不是坏了大事?想来想去，还是忍一忍心，什么都没有说，让他们按时去报到，到最后时刻再设法通知他们。宣传队离我们住地大约10华里，晚着10点，我派警卫员小张去通知他们，谁知道阴差阳错，警归员走错了路，等信送到时，陈昌浩已经发觉我们走了，伯钊和送信的警卫员连同宣传部人员在内，都被扣留，裹胁南下，还当作派去的奸细进行审查。所以说我损失了一个兵，又赔夫人李伯钊。直到一年后四方面军再次和中央会合时，伯钊来回共过了3次草地，多受了不少跋涉之苦。